秦墨白写到“观测项目”这一栏时，他停了一下，然后列出了长长一串清单。。。
小麦：出苗期、抽穗期、成熟期（生育期天数）；株高、穗长、有效分蘖数（农艺性状）；每穗粒数、千粒重、容重（产量构成）；条锈病发病率、倒伏程度（抗性表现）；实际亩产量。
玉米：出苗期、抽雄期、成熟期；株高、穗位高、茎粗；穗长、穗粗、秃尖长、行粒数、千粒重；大斑病和小斑病发病率；实际亩产量。
每一项后面，他都标注了测量方法和工具，株高用竹竿尺量，千粒重用天平称，欧阳雪梅那里有精度01克的分析天平可以借用，产量用麻袋装好后上秤称。
写到数据分析方法的时候，他放下笔，从帆布包里翻出那本翻得卷了边的《田间试验与统计分析方法》，翻到“方差分析”那一章，对着公式看了好一会儿。
他需要在试验结束后，用方差分析来检验品种之间的差异是否达到显著水平。
这在1970年代的中国县级农业单位里，很少有人这么做，大多数人就是“看哪个产量高就种哪个”。
但秦墨白坚持要搞统计分析，因为他知道，产量受年份气候影响很大，一年的数据说明不了问题，必须有统计显著性才能下结论。
他在方案里写道：“所有产量数据采用方差分析（f测验）进行检验，品种间多重比较采用lsd法（最小显著差异法）。”
“分析工具：算盘+查表法，由秦语秋负责数据录入和初步计算，范老师审核最终结果。”
写完这一条，他嘴角微微翘了一下，秦语秋那把算盘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
最后是时间安排：
197x年10月下旬：完成试验地整地和区划，麦收后、玉米收后的空闲期就规划好；
197x年11月上旬：冬小麦品种播种，有甘麦8号、当地农家品种、阿勃这些品种；
197y年4月中旬：春玉米品种播种，有中单2号、京早7号这些品种；
197y年6-7月：小麦收获、考种、数据记录；
197y年9-10月：玉米收获、考种、数据记录；
197y年11月-197y年3月：数据整理、统计分析、撰写年度进展报告；
197z-19xx年：重复试验+扩大参试品种数量+启动杂交选育预备工作。
他放下笔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稿纸已经写了满满八页，字迹从最开始的有力工整，到中间越来越快、越来越密，到最后几页甚至有些潦草，那是他写得最顺的时候留下的痕迹。
他重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
整体框架是完整的，目标明确、设计合理、指标全面、方法科学、时间清晰，但有两个地方他打了问号。
一是灌溉方案，xx走廊缺水，试验地的灌水次数和灌水量必须严格控制。
他写了“按农场常规灌溉制度执行”，但范老师之前跟他提过，不同品种的需水临界期不一样，小麦的拔节、抽穗期和玉米的大喇叭口期是最需要水的。
他虽然在这边的水源已经解决了，但是后面如果全县铺开，他还要想着怎么解决那个水源问题呢。
如果能在这些关键时期精准补水，更能拉开品种间的差距，他决定等范老师审稿的时候再跟他确认。
二是对照品种的选择，中单2号作为玉米对照没问题，它本身就是高产标杆。
但小麦那边，他用的是“当地农家品种”，这个品种产量低但适应性强，作为对照可以，但缺乏一个“中间参照”，既比农家品种产量高、又不如甘麦8号那么极端抗旱的品种。
他需要在农科院那边再找一个。
他把这两个问题记在方案最后一页的“待讨论事项”下面，然后拿起整份稿纸，用夹子夹好，放在桌角。
抬头一看，窗外的天已经全黑了。
屋里的白炽灯把稿纸照得清清楚楚，没有煤油灯那种晃眼的明暗交替，也没有烟熏火燎的味道。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推开一条缝，秋夜的凉风灌进来，带着远处打麦场上残留的麦香和玉米棒子的甜味。
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陆部长说的那个主任下个月要来视察，这份方案，正好可以作为作物研究中心的“门面”，不是一台机器、不是一块薄膜，而是一份扎扎实实的科学规划。
它能告诉那个主任，我们不是在瞎折腾，我们是在用科学的方法，一步一步地解决这片土地上的根本问题。
他关上窗户，把灯关了，摸黑走出屋子。
他已经在期待范老师看到第八页时，那副眯着眼睛、嘴角微微上扬的表情了。
。。。
天刚蒙蒙亮，秦墨白就把那份八页纸的方案折好，装进帆布包最里层的口袋，在封面上压了一块镇纸，交代值班的战士。
他说道：“范老师来了之后，第一时间让他看这个，让他改，别客气。”
然后他跳上吉普车，李如松已经把车发动了，引擎突突突地响着，尾气在清晨的冷空气里拖出一道白烟。
“秦墨白，咱们这一去就要几天了？”李如松搓了搓方向盘，哈出一口白气道。
“暂且看看吧，”秦墨白看了看手表，道：“说不好是多少天，今天赶不到，中途在半路歇一晚，明天上午就到了。”
吉普车驶出县城，沿着国道往东南方向开，出了xx走廊的腹地，地势逐渐起伏，戈壁滩变成了黄土丘陵，路也越来越颠。
李如松开得稳，但有些路段坑洼太大，人还是被颠得上下弹。秦墨白一路上没怎么说话，靠着椅背，闭着眼，脑子里反复过今天要见的那个人，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赵国栋主任。
赵国栋，五十出头，西北农学院科班出身，五八年农科院建院时就在一线搞小麦育种，主持选育过“甘麦”系列的几个品种，在省内农业系统里是数得着的权威。
陆部长之前跟地区行署的那个主任打过招呼，那个主任又给省农科院那边递了话，但这些都是“上面”的关系，真正坐下来谈，还得靠方案本身说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