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十五年九月，武昌城下。
秋雨连绵，将城外的战壕灌成了泥水沟。沈砚之蹲在掩体后面，后背贴着湿冷的土墙，手里的望远镜镜片蒙了一层水雾。他擦了一把，又举起来看。武昌城头，北洋军的旗帜在雨幕中若隐若现，城墙上的守军已经三天没有换防了。
“司令，程师长那边来人了。”
沈砚之回头。传令兵浑身泥浆，嘴唇冻得发紫，手里攥着一卷湿透的电报。沈砚之接过来，展开。电报上是程振邦的字——“已克贺胜桥。明日拂晓前抵达武昌南门。届时两面夹击，破城在此一举。”
沈砚之把电报折好，揣进怀里。他转头看向身后的参谋们，目光扫过一张张被雨水泡得发白的脸。
“程师长明天到。”他的声音很平，“今晚休整，擦枪，备弹。拂晓总攻。”
众人散去。沈砚之没有动。他靠在土墙上，闭着眼。雨滴从掩体的顶棚缝隙落下来，打在他脸上，凉得刺骨。他想起一个月前程振邦来电报说“我要打头阵”时的语气，那种不容商量的豪爽，和二十年前在辽西草原上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。
那时候程振邦还是个骑兵营官，骑着匹枣红马从远处跑来，翻身下马，靴子上的马刺叮当响，冲他抱拳：“沈兄！久仰！”
那声音，震得草原上的云都散了三分。
如今那声音在电报上只剩几行潦草的字。可字里行间，沈砚之听得出那股子劲儿还在。程振邦打仗从来都是打头阵，北伐以来从汀泗桥到贺胜桥，一路冲在最前面。别人劝他坐镇后方，他把眼一瞪：“当兵的躲在后面，让谁往前冲？”
沈砚之劝过他。上个月在咸宁碰面的时候，他亲眼看见程振邦左臂上缠着纱布，血渗出来，在纱布上洇开一朵暗红的花。他说“你悠着点”，程振邦哈哈一笑，拍着胸脯说“这点伤算什么，等进了武昌城，你请我喝好酒”。
那顿酒，还没喝上。
当晚，沈砚之没睡。
他坐在掩体的弹药箱上，就着一盏马灯翻看程振邦这些年写来的电报和信件。最早的一封，是民国五年护国战争时从川南寄来的，信纸已经发黄，边角卷曲。信上只有三行字——“沈兄，蔡将军病重，护国军群龙无首。你那边情况如何？实在撑不住就来川南，我这有酒有肉。”
落款是“弟振邦顿首”。那“顿首”两个字写得比别的字都大，墨迹也重，像是一个人把脑袋都磕在了纸上。
沈砚之把这封信放在膝盖上，用掌心压了压。马灯的光一晃一晃的，照得信纸上的字忽明忽暗。他忽然想起程振邦第一次当上师长那天，在湖南一个小镇上喝酒，喝到半醉，拍着桌子说：“沈兄，我这辈子就跟着你干。你说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你说打，我绝不跑。”
那天他笑着拍回去一掌：“你比我大两岁，别装小弟。”
程振邦翻了个白眼，又灌了一碗酒：“年龄大管什么用。你比我会想事情。我就一大老粗，你让我打哪我打哪，打完了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打，我就懂了。”
现在，那个拍着桌子说要跟着他干的人，明天拂晓就要从南门打过来了。
凌晨四点，雨停了。
沈砚之走出掩体。天边还是黑的，但东方有一线极淡的灰白，像一道未合拢的城门缝。战壕里，士兵们已经在做最后的准备。有人咬开手榴弹的拉环检查引信，有人往步枪弹仓里压子弹，铜壳子弹碰撞的声音密集而清脆，像一把铜豆撒在铁盘里。
沈砚之沿着战壕走了一圈。经过一个年轻士兵身边时，那士兵抬起头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又不敢说。沈砚之停下脚步。
“有话就说。”
“司令，听说程师长今天到？”
“拂晓到。”
“那我们今天能打进武昌？”
沈砚之看了看他。那张脸很年轻，最多十八岁，脸上还带着孩子气。眼睛里的光却很亮，亮得像点了灯。
“能。”沈砚之说，“程师长从南边打，我们从东边打。两面一夹，城墙再高也挡不住。”
“那我跟着司令冲。”
“好。”
他继续往前走。身后传来那个年轻士兵压不住的低笑，像得了什么宝贝。沈砚之心口一紧，但他没有回头。仗打到这份上，这样的话他听过太多次了。有些人说完第二天就没了，有些人说完第二天真的跟着他冲上了城头。
这一次，应该是后者吧。
拂晓前一刻，南门方向传来爆炸声。
沈砚之举起望远镜。南门城楼腾起一片浓烟，砖石碎片在火光中飞溅。枪声像炒豆一样爆开，密集而猛烈。接着，一面红旗从硝烟中冒出来，飘了两下，倒了，又被举起来。是程振邦的旗帜。
“是程师长！”传令兵大喊。
沈砚之放下望远镜，抽出腰间的配枪，枪管朝天。
“全体——冲！”
号兵吹响冲锋号。沈砚之一马当先跃出战壕。身后，数千人像潮水一样涌向武昌城。子弹从城头泼下来，打在泥地里溅起水柱。他身边的人有人倒下，有人绊倒在泥坑里，爬起来继续跑。
冲到城墙根的时候，南门方向已经杀声震天。程振邦的部队从南面突入，守军阵脚大乱。沈砚之搭起云梯，第一个往上爬。左肩的旧伤在发力时一阵剧痛，他咬住牙，手抓紧梯档，一格一格往上攀。
城头一个北洋兵探出脑袋。沈砚之抬手一枪，那人仰面倒下。他翻上城垛，滚入城墙内侧，落地时膝盖磕在石阶上，疼得他闷哼一声。但他爬起来就跑，直奔城楼。
城楼里的守军还在抵抗。沈砚之踹开门，一枪托砸倒一个，又一脚踢翻一个。剩余的守军看大势已去，纷纷缴械。他冲到城楼窗口，往外看去。
南门方向，红旗已经插上了城楼。程振邦的部队正从南往北推进，与他的部队会合。胜利在望。
他正要松一口气，忽然看见南门城楼下，一面窗户里伸出一支步枪。枪口对准的方向——是那面红旗。旗子下面，一个高大的身影正在指挥部队。
程振邦。
沈砚之的瞳孔猛缩。
“振邦！——”他嘶吼出声，声音却被城楼外面的喊杀声淹没。
他看见那个身影回了一下头。隔着两百米的距离，隔着硝烟和晨雾，他看见程振邦抬起头，朝城楼这边看了一眼。
隔着硝烟和晨雾，隔着两百米和二十年的烽火，他看见那张熟悉的脸。
程振邦嘴角扬了一下，像是在笑。
然后枪响了。
那个身影猛地一震，双手捂住胸口，摇晃了两下，向前扑倒。红旗从他身边飘落，覆在他身上，红得像一团烧着的血。
沈砚之疯了一样往楼下冲。楼梯太窄，他撞倒了两个士兵，绊了一跤，膝盖上的旧伤又磕了一下，但他感觉不到疼。他冲出南门城楼，冲到南门内街。街上到处都是尸体和丢弃的枪支，硝烟刺得他睁不开眼。
他看见了那面红旗。
他冲过去，跪下来，把红旗掀开。程振邦躺在下面，胸口一个弹孔，血从弹孔里往外冒，把半边身子都染黑了。他的眼睛还睁着，看着天上。沈砚之俯下身，把耳朵贴在他嘴边。
“振邦！振邦！你挺住——”
程振邦的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话。沈砚之把耳朵贴得更近。
“……打……进去了吗……”
“进去了！”沈砚之的声音在抖，“进去了！南门破了！城是我们的了！”
程振邦的嘴角又扬了一下。这一次，那个笑容完整地绽开了，像二十年前在辽西草原上初见时一样，豪爽，明亮，像一把烧不尽的火。
“好……那顿酒……你欠我的……”
他的手从胸口滑下来，垂在身侧。眼睛还睁着，看着天上。
天亮了。太阳从东边升起，光穿过硝烟，照在程振邦的脸上，照在那面覆着他半身红旗上，照在沈砚之跪在泥地里的影子上。
沈砚之没有哭。
他把程振邦的眼睛合上，把那面红旗重新盖好，然后站起来。膝盖上的血流下来，顺着裤管滴在地上，和程振邦的血混在一起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又抬起头。
“传令——武昌城，全线肃清残敌。凡是抵抗的，一律缴械。缴械的，不杀。”
他的声音很稳。稳得像铁。
“程师长……阵亡。全军戴孝三天。三天之后，继续北上。”
他转身往城楼走。走了两步，停下。
“把那面旗收好。送回他老家。”
然后他走了。身后，士兵们沉默着，开始收拢武器，清点伤亡。没有人说话。只有旗帜在晨风里猎猎作响。
三天后，武昌城北门外，临时灵堂。
沈砚之站在灵堂前，面前是一口薄棺。程振邦的遗体已经入殓，棺盖没有合严，留了一条缝。按照老家的规矩，死在异乡的人，棺盖不能合死，要留一条缝让魂认得回家的路。
沈砚之在灵前站了很久。身后，各级军官肃立，没人敢出声。灵堂外面，士兵们排队进来，给程振邦敬最后一个礼。有人磕头，有人抹泪，有人一句话不说，敬完礼转身就走，走得很快。
沈砚之从怀里摸出一瓶酒。那是昨天夜里他让人从武昌城里找来的，湖南产的苞谷烧，烈得很。他拧开瓶盖，把酒倒了一半在灵前的地上。
“欠你的酒。”他说。声音很轻，只有他自己能听见。
剩下半瓶，他对着瓶口灌了一大口。酒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，辣得他眼眶发热。他靠在棺木边上，伸手摸了摸棺盖那条缝隙。
“振邦。武昌打下来了。下一个是南昌。再下一个是南京。一路往北打，打回山海关，打回辽西，打回你老家。”
他停了停。
“你老家那棵枣树，我让人去看过了。没人砍，还在。今年结了不少枣，你娘晒了一院子。她说等你回去吃。我没告诉她你的事。等打完了，我自己去说。”
他把酒瓶放在灵前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灵堂外面，阳光照在武昌城的青石板上，亮得晃眼。沈砚之站在台阶上，看着远处。长江在城的北面流过，江水浑浊而浩荡，在阳光下泛着泥黄色的光。
江对面，是汉口。再往东，是九江、安庆、南京。再往北，是徐州、济南、天津。再往北，是山海关。
山海关。
二十年前，他父亲沈仲山死在山海关的城楼上。二十年后，他从山海关打出来，一路打到武昌。仗还没打完。
“司令。”副官走过来，递上一份电报，“广东来电。国民政府已经决定，正式出师北伐。我们编入东路军，目标——南昌。”
沈砚之接过电报，折好，揣进怀里。
“知道了。明天开拔。”
他走下台阶。经过灵堂门口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。里面，那口薄棺静静地停着，棺盖留着一条缝。灵前的半瓶苞谷烧在阳光下微微反光。
他回头看了一眼。
“走了。振邦。”
然后他大步走进阳光里。身后，武昌城的钟楼敲响了整点的钟声，浑厚而悠长，一声一声，像为谁在送行。
（本章完）